《安迪的客房早餐，那不勒斯》，1976年，明胶银版印刷，50.8cm × 40.6cm。©bob colacello，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这世界上有人不孤独吗？鲍勃·科拉塞洛（bob colacello）与安迪·沃霍尔相交甚笃，因此能够接近前卫派和富豪一族，记录下他们夜夜笙歌的日常生活。这位曾身处传奇中的摄影师展示了他1976年至1982年在巴黎拍摄的照片，描绘了一个伟大而自由并充满幻想的时代。这些摄影作品也收录在一本题为《不期而遇》（it just happened）的回忆录中。
科拉塞洛于1947年出生在布鲁克林，在纽约长岛长大，现任职于彼得·马里诺在汉普顿创立的彼得·马里诺艺术基金会（peter marino art foundation）。他之所以被视为当代传奇人物，除了那本在2004年出版的关于里根总统夫妇的书（该书出版以后，“艺术界一半的人都不跟我讲话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继续书写第二卷），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1970年代与安迪·沃霍尔的深厚交情。他近乎狂热地持续用他那台小型minox相机拍摄。他近乎狂热地持续用他那台小型minox相机拍摄。巴黎玛黑区的thaddaeus ropac画廊曾于今年初举办过一个摄影展，展出科拉塞洛在1976年至1982年间拍摄的80张照片，以及收录了这些作品的回忆录《不期而遇》（it just happened）。
在这本书的引言中, 科拉塞洛讲述了一些故事，一连串的偶然事件使得他的一生几乎辗转于前卫艺术家和富豪名绅之间。“故事就是这样发生了，在我们过去常到纽约、洛杉矶、巴黎和伦敦参加的派对上，总有无名之辈努力挤进镜头跟名人们抢风头，那时我还是按下了快门，因为我意识到，在派对上，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的结果，不同阶层的人交叉重叠。于是我逐渐将其视为自己的风格。碰巧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自“咆哮二十年代”以来最开放的十年，每个人都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黑人还是白人，富翁还是骗子—这一趋势的终极例证在堕落的夜总会studio 54得以实现。”
《约翰·保罗·盖蒂三世、米克·贾格尔、麦肯齐·菲利普斯、尼基·韦茅斯·莱恩在mr.chow,伦敦》，1976，旧时明胶银版印刷，20.3cm × 25.4cm。
不断重复“it just happened”（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的叙述手法让我想起了20年后的著名美剧《欲望都市》，这部剧的每一集中都重复出现了台词“and just like that”（就这样发生了）。剧中女主角凯莉·布雷肖（carrie bradshaw）在所处时代中的挣扎——这个时代让她觉得一切是如此令人痛苦、荒诞离奇（例如有一个场景，她因为她的追求者亲吻前还要问询她的意见而惊慌失措）——让她很怀念自己青春岁月的那个年代。科拉塞洛似乎也怀念那个时代，正如他最近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所说，在那个时代“有人偷走你的钱包，但不会侵入你的银行账户”。
这便是科拉塞洛的摄影，它确实描绘了一个充满想象力和自由的时代，而后代却认为最好摆脱那个时代，以政治正确的名义给自己增加一大堆规则约束。在科拉塞洛的照片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万神殿，而黑白色强调了其历史记录的维度：其中当然有沃霍尔。许多照片在他的家中拍摄，例如，把盘子放在膝盖上吃饭的一张相片—科拉塞洛在上面手写了备注：“安迪正在吃东西，便携式磁带录音机放在膝盖上。他称其为‘我的妻子索尼’。” 科拉塞洛的摄影集中还出现了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christina onassis）、帕洛玛·毕加索（paloma picasso）、杰奎琳·比塞特（jacqueline bisset）、鲁道夫·纽瑞耶夫（rudolf noureïev）、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例如，科拉塞洛为这位《蒂凡尼的早餐》的原著作者卡波特在签售会期间与沃霍尔的合影相片配了这样的说明文字：“在被逐出上流社会后，杜鲁门开始为《interview》杂志撰稿，并与安迪一起在南安普敦的一家书店签售杂志。”
《西尔维亚·马丁斯、黛安·冯芙丝汀宝、理查·基尔和芭芭拉·艾伦在黛安·冯芙丝汀宝家，纽约》，1980，旧时明胶银版印刷，27.9cm × 35.6cm。
这张相片有点模糊，跟他拍摄的大多数相片一样，构图简单，人物没有特意摆姿势，而是在片刻之间被抓拍到的，仿佛是镜头在飞速前行的生活中抓住其中的某个瞬间。由于镜头后面的人是科拉塞洛，他拥有无尽的人脉，照片中被拍的人物都释放出一种私密的松弛感。包括德国艺术家约瑟夫·贝伊斯（joseph beuys），他同沃霍尔一起出现在1980年那不勒斯的lucio amelio画廊，照片的说明文字中提到：“当他们来年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城市见面时，贝伊斯对于沃霍尔鼓励他的未成年女儿去当模特这件事不太高兴。”这些照片的“默认”风格似乎与几十年后的时尚摄影风格相呼应。老实说，这些摄影的奇妙之处与其地位无关，这些都是平平无奇的照片，就像它的构图，不时地摇摆不定。这些相片当然不是艺术品，而是一些文档，有些像日记，有些像是报道或历史遗物……
《凯文·法利在纽约the leonori》，约1978年，旧时明胶银版印刷，20.3cm × 25.4cm。
在我看来，对科拉塞洛这个人最简明扼要的描述是帕特·哈克特（pat hackett）在著名的《安迪·沃霍尔日记》前言中撰写的一段人物描写。哈克特作为沃霍尔“永远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她以两人日常频繁的通话为基础编写了这本书。“鲍勃·科拉塞洛（bob colaciello）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和领事服务学院的毕业生，他为纽约传奇读物《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周报写了一篇关于沃霍尔的电影《安迪的垃圾》（trash, 1970）的评论，后来加入了沃霍尔的工作室the factory，主要负责由安迪创办的杂志《interview》（该刊物的名称后来经历了些许变化，变成了《andy warhol's interview》）的相关工作。他写的文章，特别是他的专栏《out》，是一种记录他自己的社交生活的日记，这个工作日夜占据着他的时间，他每个月都在专栏上里尽可能提到更多人的名字。1974年，鲍勃·科拉塞洛（bob colacello）（他后来去掉了姓氏中的‘i’）正式成为该杂志的主编：他赋予杂志保守兼雌雄同体的形象。（这不是一本家庭杂志—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平均每个《interview》的读者大约有 0.0001个孩子’。）它的编辑和广告政策是精英主义的，因为它致力于——正如科拉塞洛自己曾经笑着解释过的那样——恢复世界上最具吸引力却也最受忽视的独裁统治和君主制。”
《鲍勃·科拉塞洛与弗雷德·休斯》，约1980年，明胶银版印刷，12.7cm × 17.8cm。
展览中鲍勃·科拉塞洛的摄影基本上记录了他在安迪· 沃霍尔身边的那段时间，直到1983年1月6日——那一天，沃霍尔在他的《日记》中回忆道：“当我到达办公室时，文森特递给我一封信。是鲍勃寄来的。他辞职了。……我为鲍勃感到高兴。……关于鲍勃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钱，他已经赚了很多钱。……如果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为他感到高兴。只是他不应该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辞职。这很不好。非常不专业。”四十年后，科拉塞洛纠正道：“我们为安迪做事根本什么也拿不到。”好吧，决裂可能的确是因为钱，尽管科拉塞洛曾在2014年的《interview》中吐露心声：“我当时 35岁，是时候继续前进了，我厌倦了安迪—他当时为了讨好模特公司zoli变得像个“得了厌食症的模特”——我厌倦了他那些狐朋狗友的荒唐行径和阴谋诡计。……总之，那的确是一次不太愉快的断交经历，但是我后来逐渐与他和解了，毕竟我们曾如此紧密地在一起工作，创造了如此多共同的回忆和深厚的感情。”同年，科拉塞洛加入到了《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工作。
《碧安卡·杰格在霍尔斯顿家，纽约》，约1976年，旧时明胶银版印刷，20.3cm × 25.4cm。©bob colacello，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科拉塞洛的摄影当然具有不可估量的文献价值：它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时代，这个时代与当下时代的差异以残酷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些相片也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人物传记。科拉塞洛用不断重复的“it just happened”（就这样发生了），来表明巧合在他的命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未刻意规划或钻营至此。”他这样写道，“不过我一直遵循着一句教诲：‘当好运来敲门时，要开门！’我曾打开了很多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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