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西方流行音乐对中国歌坛的影响，肯定是需要从邓丽君与港台音乐说起的。因为在1980年代中前期，“大陆学港台”是一个普遍现象。港台又在学谁呢？自然是学欧美。由于港台比大陆先走一步，直接面对“模仿的模仿”和“影子的影子”，就成为大陆音乐界学习流行音乐的主流姿态。这就好比国人当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从遥远的德意志直接盗来火种，而是删繁就简，拿来的是前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改装版。
邓丽君
因此，在80年代中前期，凡得风气之先，能与欧美流行音乐直接对接者，或者生于大都市的音乐之家，或者待在音乐界的朋友圈，他们人数不多，少得可怜。比如，崔健的父亲是空政文工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母亲则是中央歌舞团成员；刘元的父亲是中央歌舞团的唢呐演奏家。
崔健
崔健说：“像我们这些人，在这样的团体里生活长大的孩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在北京可能有上百个、二百个团体吧，在外地最多大城市有一二十个，甚至更少。”（崔健、周国平：《自由风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们应该是接触西方流行音乐的先驱。
“呼吸”乐队吉他手曹均回忆：“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the beatles。”约翰·列侬被枪杀的1980年，他偶然得到披头士的一盘带子，刚开始听不懂，“可就记住了一首歌，叫yesterday，因为特别好听，就慢慢听下来了。后来也陆续买了一些音乐的磁带，就是the beatles，那一段什么都不听，就听了beatles。”（陆凌涛、李洋：《呐喊：为了中国曾经的摇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经历估计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比如，崔健当年在乐队里吹小号期间，认识一些老外，听了他们带进来的各种各样的带子，包括the who，the beatles，abba等乐队（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
许巍说过：“我当初走上音乐之路就是因为对‘披头士’乐队的喜爱，英国摇滚文化对我的创作影响是最大的。”（《许巍 探访摇滚的故乡》）汪峰也说过他一直喜欢“披头士”：“我认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我觉得孤立无助的时候，我去听他们的歌曲，去体会他们所写的东西，就会给我希望。”（《汪峰：摇滚乐是生活的必需品 我和许巍是好朋友》）
许巍
tips
the beatles（甲壳虫乐队），英国摇滚乐队，由约翰·列侬（john lennon）、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四名成员组成。2008年他们在美国公告牌“最杰出音乐人hot 100”榜单中名列榜首，同年以20首冠军单曲在公告牌“最多冠军单曲”榜单中排名第一。2012年，英国官方排行榜公司公布了英国最畅销乐队排行榜，the beatles名列榜首。
因此，在中国摇滚乐的起步阶段和成长阶段，欧美乐队对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崔健就曾坦率指出：“我的任何一首歌，都受人影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受‘警察’（the police）的影响，《假行僧》、《一无所有》受的是斯汀的影响，大家都能听出来，我没必要躲避这些东西。听完了他们的音乐有冲动马上就去创作了，唯一的一点就是把它中文化了。换了语言和乐器，一下子就有欲望和中国音乐发生关系。”（王小峰：《只有大众，没有文化》，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版）这种现象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摇滚乐乃至整个流行音乐都是舶来品，我们必然要经历一个模仿和学习的阶段。只有经历过这种洗礼之后，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确立自己的形式。
那么，这种模仿和学习究竟给中国流行音乐带来了什么呢？大体而言，似乎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可以站得高，看得远，少走弯路，一步到位。
这方面，王菲是一个典型个案，王小峰对此有精彩分析。他认为，王菲早年虽与北京摇滚乐手走得很近，但假如不是1987年离开北京，定居香港，她现在顶多也就是另一个那英。
专辑《你王菲所以我王菲》封面
王菲的幸运在于，“她干脆越过港台，直奔欧美，她把比约克的形象设计搬过来，把‘小红莓’的‘咽音’模仿过来，在唱片封面设计上越来越大胆性感。……王菲很聪明地模仿了‘小红莓’、cocteau twins这类乐队女主唱的演唱方式，用这种修饰的假音不但回避了自己的弱点，而且还标新立异，将自己嗓音的优势发挥出来。而在这个时期，包括港台，有多少人知道比约克、‘小红莓’、托里·阿莫斯或者cocteau twins呢？恰恰是她这超前半步的模仿，成了个性的象征。”（《只有大众，没有文化》，139－140页）这就是直接模仿的好处。说得直白点，她这么做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小红莓”乐队主唱 桃乐丝
tips
小红莓乐队（the cranberries），又译卡百利乐队、红草莓乐队、小红莓合唱团。1990年代成立于爱尔兰利默里克（limerick）。全球唱片销量超过2500万张，在世界各地成绩斐然。卡百利被视为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另类摇滚乐队之一。
2
可以醍醐灌顶，让人一下子开窍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不妨举一个作家的例子加以类比。莫言读《喧哗与骚动》是在1984年12月，未读之时，他对“福克纳大叔”不以为然，但读进去却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一直还在按照我们的小说教程上的方法来写小说，这样的写作是真正的苦行。我感到自己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按照我们教材上讲的，如果感到没有东西可写时，就应该下去深入生活。读了福克纳之后，我感到如梦初醒，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原来农村里发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写成小说。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于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福克纳让莫言意识到小说原来可以这么写，披头士、小红莓乐队又让多少歌手意识到歌可以这么唱呢？
福克纳
3
可以引发“化学反应”，最终找到自己的语言和表达
崔健曾经说过：“政治的语言是物理反应，艺术的语言是化学反应。”（《自由风格》，81页）两种“反应”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生成了新东西而前者没有。由此观之，崔健的摇滚乐中使用古筝、唢呐、笛子等民族乐器，既是内容需要，也是融入中国元素之后对摇滚乐民族形式的一种探寻。像《不是我不明白》中刘元吹的那段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可谓形式即内容，它强化了一种中国式的表达，也呼应着“这世界变化快”的主题。
崔健演唱会现场
又如，崔健后期的音乐“说唱”的因素骤然增多。这既是强化节奏弱化旋律的需要，也是中文唱rap的一次革命。他说过：“没有玩过布鲁斯、没有玩过offbeat（错拍）、没有玩过复合节奏，很难把rap唱得像rap，基本上就是数来宝。英语本身就是有点像军鼓的语言，里面有不同的多重爆破音，能同时出现，特别丰富。中国话都是一个字一个音，还有四个音控制。我觉得最好的写作方法就是首先把微小的口语词加进去，另外就是解放语音，你愿意怎么发音就怎么发音，你愿意升就升，愿意降就降，这样一解放，就马上想到地方话。这是逼得没办法，没辙。”（《只有大众，没有文化》，111页）由此琢磨他的《混子》以及《蓝色骨头》中的“说唱”，就会发现崔健已把中文rap说唱到极致。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化学反应。
电影《蓝色骨头》剧照
4
最重要的，是可以赋予摇滚乐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中国当代音乐的前三十年，其抒情模式无疑是“高强硬响”，8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虽有很大程度改观，但所抒之情依然是“大我”之情，“小我”化的私人叙事并无多少合法存在的理由。明乎此，我们就能意识到，从“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到“快上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这是多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是如何开始的？显然与欧美乐队的启蒙有关。崔健说过：“‘披头士’的意义，就是将一股反叛的精神主流化，这才是摇滚乐。”（亨特·戴维斯《披头士》一书勒口文字，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与此同时，他还反复提及hip hop，freestyle等给他带来过诸多启发。这就意味着，正是欧美的摇滚乐、爵士乐给崔健以及他的同道提供了反叛、批判、自由风格和个性解放的养料。而批判，也一直是崔健强调的摇滚精神。他甚至想通过这种批判完成某种证明：“这个社会存在着批判、存在呻吟是社会发达的一个象征，相反，在那个不开放的时期，我们没有生活，却都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自由风格》，58页）以崔健本人为例，尽管在前四张专辑中，其批判的锋芒呈不断弱化趋势，却依然犀利，像一把刀子，但在《给你一点颜色》（2005）和《光冻》（2015）两张专辑中，批判与呻吟似已瓦解。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本人也走进了他自己的分析与判断之中？
专辑《给你一点颜色瞧瞧》封面
经历了1990年代中前期的辉煌之后，摇滚乐就在中国走下坡路了，何以如此？这个问题我已有专文分析（参见《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兹不赘述。我这里只想说明的是，现如今，那种直指人心，听得让你血脉贲张，仿佛就要爆炸的摇滚乐已越来越少，甚至几近于无。“爆炸”是种怎样的感觉呢？知名网友和菜头许多年后听披头士，曾经这样描述：“大概是在听《something》的时候，看着歌词，我突然感觉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一下攥住，然后又被严重堵塞，压力不断上升，直到最后‘砰’的一声，我的脑袋就如同瓶塞一样飞上了天空。”（《成长在没有披头士的时代》，《羊城晚报》2014年3月4日）
1992年崔健在云南昆明表演时台下的狂热摇滚饭们
来源： 文艺报1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