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威尼斯军械库来到最深处的中国国家馆，柔和的内光自50余幅巨大“卷轴”中透出，微微照亮了整个展厅，高低错落的柱廊使人恍如漫步在城市的楼宇之间。立柱中各设置了一个内凹的壁龛，其中陈列着半透明如玉石般的粉红色建筑模型与图片：“永嘉路口袋公园”、“幸福里街区”、“上海交大闵行北鲲园”……来自中国的城市与生活被微观定格，与威尼斯发生着时空交错。
在室内展厅，策展人阮昕用三个章节讲述着中国城乡的更新与共生，而从主题上，中国国家馆的讲述则围绕着上海展开。阮昕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兴趣，要从张爱玲的一句话说起：“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在上海这样一个中西融合的城市里，生活之道在此处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精明”。
在阮昕看来，每一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作家jan morris常常反复用文字描绘一座城市，阮昕很赞同她对城市的看法：“城市到了一定的程度便会发展出一种个性——无论是历史悠久如罗马，抑或是年轻如旧金山。城市的个性无论如何发展都不会改变。”jan morris用数十年的时间去观察和书写悉尼，描摹出这座城市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历的诸多变迁：高楼变多了，路上的面孔更多元了，但历经半个世纪的悉尼始终有一种不变的“爱上层楼的少年狂（hyperbolic）”。
“城市的个性”这件事始终停留在阮昕的脑海中，成为他近年来到上海后产生思考的契机：“我来到上海的时间不算很长，但和上海在祖父辈有一些渊源。如今住在上海，总有一种回到家的归属感。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深入地思考一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有着某种微妙的特殊性或典型性？”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宏观上，上海人口从1100万增长到2500万，人均居住面积从4.5平方米上升至37.4平方米；微观上，“精致生活”成为上海的城市和建筑的关键词，体现出对宜居性与闲适性的追求。
“上海的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意大利，而2500万人口意味着它是一个极为庞大的都市。这样的城市里，是不是充溢着张爱玲所说的‘大城市的压力’？”阮昕想要讲述的上海故事便由此展开。
白色立柱展出的是“宜居·传奇”板块(摄影：章鱼摄影)
展览的第二章节“宜居·更新·上海故事”，便以点、线、面的组合试图为上海创作城市画像：“点”代表着城市中固定的居住者与移动的快递骑手的互动，支撑着上海生活无与伦比的便捷性；黄浦江边的游廊和上海交大的北鲲园成为“线”，勾勒人口密集的大都市的疏旷和闲适；“面”则描绘城市界面的变幻，高架桥下不断更替的店面、见缝插针的咖啡厅，都呈现出这座城市的适应性。
从宏观叙述的背景下，中国国家馆以这样一个真实而细微的视角揭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点、线、面”，讲述着建筑师们在上海这个“螺蛳壳内做道场”，用一种“精明”积极投身于城市的更新。
“千城一面”中的气象万千
鸟瞰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摄影：matteo colombo)
阮昕借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描述了中国式变与不变的悖论：“就像是观看中国山水画中的瀑布，远观时它坚如磐石，非常静态，但一旦当你的神思进入其中，便会激起脑海中瀑布千变万化的想象。”与之相反，倘若行走在欧洲城市的街头，历史往往以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形式定格，随着游人的目光展现自我。但在中国的城市，五千年的历史似乎并没有以这样直接的方式呈现。中国建筑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心平气和地去和其他文化展开对话，这个对话带来的反思，可能会有助于我们自己理解特属于中国的城市建筑。
阮昕认为：“我们需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因为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未必是通过一种恒定不变的城市形态和建筑形式来表达。我们或许会通过街道、地方的名字来传承历史记忆，同时也有丰厚的文学表达，而这些东西同样非常具有影响力。”千城一面只是现象，阮昕希望鼓励人们从现象中发掘出中国城市文化的差异性和地域性。
中国国家馆室外装置“宜居·迷”(摄影：章鱼摄影)
“我们的目的是去呈现这样一个现象，但不会是中立的和中性的，其中必定有讲故事的角度和描述方式，有一种语气、词汇、腔调。我们想给大家指出这样一个角度：当目睹中国千变万化的城市建筑和生活形态之时，背后有着一种恒定的传承。”
中国国家馆的展览提供了一种观看中国当代城市建筑的视角，而隐藏在这之后的“不变”究竟是什么，通过讲述上海与其他中国城市的故事，阮昕将答案留给观众穿透现象去思考。
中国城市化日趋成熟，有自己独特的生长环境。
你期望中国当代建筑塑造的未来，
会在人、城市、自然三者间
创造出怎么样的“共生”局面？
阮昕：威尼斯、罗马或是爱丁堡有着个性鲜明的城市形态，这与它们特殊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我们谈到中国的城市，往往会说“千城一面”。对于这个现象，人们通常会采取消极的态度去看待，但千城一面也有它的文化成因。不如把这个现象拿出来玩味一下，如果我们能看到后面的文化因素和传统因素，城市的特色就出来了，或许不光是视觉的，也有可能是味觉、听觉和触觉的某种氛围和感受。
“共生”不是一种可以精准预测的化学配比公式，我认为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有意识地认识我们的城市建筑与生态自然，从现象中发掘一种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变与不变，最终它会发展出一种或许是微妙的、但富有感染力的共生局面。在本次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中，我们期待能通过这样一种讲述的角度引起大家的讨论和思考。
作为主策展人，中国国家馆的展览中
有哪些作品令你感到印象深刻？
阮昕：可以说没有“某一个”作品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因为本次展览是以连续性的故事去讲述，并非陈列孤立的展品。我们参照着中国式的“读画”方式去设计了整个展览的观看过程——展开卷轴的同时将另一边收起。整个展读的过程就是一种难得的“凝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选择和暂时的忘却，最终留下了一个整体而似乎略有点模糊的“印象”。
从个人的角度，
你向往的“宜居”生活方式是怎样的？
阮昕：我会把它定义为“都市村庄”。首先它是一个大都市，里面时髦的、古板的、高雅的、世俗的东西都有。更重要的是，大都市让人置身其中能够变得不可见，成为闲逛者（法国人对此情有独钟，有专门表述为flâneur）；与之相对的是村庄，它是一种人人互相认识的社区，身处其中自然会有一种社会压力。就像我每天去买咖啡，店员会记得我习惯点一杯卡布奇诺。但宜居的生活空间能让人有独立自处的场所和机会，从这样一种无所遁形的社会压力中摆脱出来。“都市村庄”会是这二者的理想而动态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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