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代表的是当时的汉族意识，与汉征西域的军事活动有关，这样的文字对西域各国来说，其感受应该不太愉快。但身为“夷狄”的精绝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裁制护膊，用以随葬，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民丰尼雅遗址m8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
文 | 李零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该物是1995年10月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遗址）的一座夫妻合葬墓（编号为95mnim8）。墓主衣衾华贵，殉葬品多，当是精绝贵族。墓葬年代，估计在东汉末至魏晋这一段。墓中男尸，尸体右侧随葬弓矢等物，织锦出其旁，作长方形，幅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四周以麻布缘边，上下缘各缝缀三条黄白色绢带，长约21厘米，发掘者推测是“引弓者护臂之物”，并简称为“护膊”。另外，该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中，还出土了一件“讨南羌”锦（出自男尸头端），其图案风格、设色敷彩和经纬结构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似（但并不相同）。二锦的年代要比墓葬早，估计在东汉时期。“讨南羌”锦（民丰尼雅遗址m8出土）
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学者已经做过不少讨论，这里试做补充，讲点粗浅的看法，请各位专家指正。（一）文字首先，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这件“护膊”虽然是精绝古墓中的随葬物，但材料却是汉地所出，实际是用汉地的织锦裁制。它上面的文字反映的乃是汉地的思想，而不是精绝国的思想。“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正如学者已经指出，它是属于古代星占中的“五星占”。例如出土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唐代的《开元占经》和《乙巳占》，还有其他许多古书都谈到这类内容。但应当指出的是，古代的五星占往往与用兵有关，具有兵阴阳的性质。例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就属于这一类。《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分兵书为四门，其中第三类是“兵阴阳”。它的特点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传世五星占，是以五星配合五行。其说与“因五胜”（利用五行相胜）有关。而五星中的太白是西方之精，乃主兵之象，尤为兵家所重。如唐李筌善推阴阳以言兵事，他的兵书叫《太白阴经》，就是以“太白”名书。数术家以“五星连珠”定用兵利害（类似以斗、岁向背定用兵利害），在古代有很大影响。但这种天象很少碰到，古人称之往往只是虚应故事，并不一定能当断代依据。电视剧《汉武大帝》剧照
古书讲“五星占”材料很多，但与织锦文字最接近还是下面两条：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汉书·天文志》）这两条占文，内容基本相同。它们都是以五星所聚的方位所在讲行师用兵的主客利弊，无疑属于兵阴阳的范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占文中的“中国”是相对于“外国”或“夷狄”。因为“中国”一词虽然西周就有（如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国”），但与汉代的用法还不太一样。中国早期的“国”与“邦”不同：“国”是首都（有别于都、县），“邦”是国土。汉避高祖讳，造成“邦”“国”混乱（如改“邦家”为“国家”，“相邦”为“相国”），但“中国”的说法却是本来就有。西周时期，“中国”是指洛阳这种天下辐辏，四方入贡道里均，有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轴心城市，它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但从《史记》等书的用法看，汉代的“中国”却是区别于“夷狄”或“蛮夷”。“夷狄”多指北方的非汉族地区，“蛮夷”多指南方的非汉族地区。它们都属于正史蛮夷传所说与“中国”有密切来往（有时称臣纳贡，有时举兵来袭）的周边国家，古人称为“蕃”（《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蕃”是藩屏之义）。现在西方学术著作多以frontier （边疆）称之（如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就是这样用）。它和今语的“外国”还不太一样。另外，占文讲五星在东和五星在西各是一层意思，这点也值得注意。因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即有利于“中国”的情况。另一种情况，即有利于“夷狄”的情况，因为对中国不利，它在织锦上肯定不会出现。这很明显代表的是当时的汉族意识。特别是如果此锦与“讨南羌”有关（但不一定与“讨南羌”锦连读）。它很明显是与汉征西域的军事活动有关，意思是说，只有中国一方才是胜利的一方。这样的文字对西域各国来说，其感受应该不太愉快。但身为“夷狄”的精绝为什么会欣然接受，裁制护膊，用以随葬，这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学者认为，此物是汉王朝赐赏，精绝接受此物，是表示归化臣服。这当然是一种可能。但如果此物是为纪念汉征南羌，也有可能，精绝是以南羌为异族，和自己无关，并不感到侮辱。或者墓主不解文字含义，但爱丝绸之美，根本就没把它的内容当一回事。总之，织锦文字中的“中国”是指汉族地区，而并不包括僻处西域的精绝国，这是当时的历史情况。（二）动物图案关于此锦的图案，比之文字，学者的讨论似比较简略。如于志勇先生说此锦“有孔雀、仙鹤、辟邪、夔龙和虎等祥禽瑞兽”（下简称“于文”）；孙遇安先生说“据初步观察，这是一片典型的东汉云气禽兽纹锦，在蓝色地子上以经线起花，织出绿、白、黄、赭红色相间之缭绕的云气，有虎、辟邪、大鸟、灵禽出没其中，云气上方还织出红色和白色的两个圆形，应代表日月”（下简称“孙文”）。这里我想多说几句，试把各种可能都讨论一下。此锦上的动物图案只有四种，两禽两兽，并没有更多的种类，其他动物只有局部，都是重复出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四种动物图案它们从右至左（和文字的顺序一致）依次是：（1）右起第一种。于文称为“孔雀”，孙文称为“灵禽”。前者以此禽为孔雀，大概是因为它头上有冠。后者只是泛称，并无确指〔案：此禽头上有冠，翅膀是绿色（夹黄色花纹），嘴和脚是红色，和现存鸟类中的孔雀差距较大，而与鹦鹉略微相似（有冠，红嘴、红脚、绿翅膀），但也不尽相同（冠、喙的形状不同，足太长）〕。我们怀疑，它和下面第三种动物相似，也是一种神化的动物。今查《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异鸟”类引《临海异物志》，该书提到一种作为祥瑞的“世乐鸟”，其特征是“五色，头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则见”，正与此禽吻合。它的原型也可能是综合了鹦鹉和孔雀的特点。鹦鹉、孔雀都是远方贡纳的珍禽。如《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颜师古注：“即鹦鹉也，今陇西及南海并有之。万震《南州异物志》云有三种，一种白，一种青，一种五色。交州以南诸国尽有之。白色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盖谓此也。”参看《太平御览》卷九二四“鹦鹉”“白鹦鹉”“赤鹦鹉”“五色鹦鹉”类），《南粤传》记南粤王赵佗以“孔雀二双”献汉文帝〔案：孔雀，交趾、罽宾、条支皆有所产，参看《太平御览》卷九二四“孔雀”类〕。当时的鹦鹉和孔雀都有南来和西来两种。（2）右起第二种。于文称为“仙鹤”，孙文称为“大鸟”〔案：此鸟从形状看，应是鸵鸟。鸵鸟原产非洲，也是经西亚传入〕。我国史籍多称“大鸟”或“大爵（雀）”，并依其出产之地，或称“安息雀”（安息在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或称“条支大鸟”（条支在今伊拉克境内）。孙文所说“大鸟”如果是指这种“大鸟”，我很赞同。鸵鸟形象流行于唐代，如唐代帝王陵寝的关中十八陵，神道石刻几乎都有鸵鸟屏，但年代更早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汉晋时期的肖形印（可能是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其中就有鸵鸟。其设计与1990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的七鸵纹银盘相似。在中国的外来禽类中，鸵鸟也是很突出的一种。 左：四鸵纹印图右：七鸵纹银盘（孙机绘）
（3）右起第三种。为有翼神兽。于文和孙文称为“辟邪”（于文又称“夔龙”），这是按东汉以来的习惯〔案：有翼神兽是西亚流行的艺术主题，后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西人称为格里芬（griffin）〕。其种类可大别为两类，一类是禽首类（禽首禽身或禽首兽身），一类是兽首类（带翼狮、带翼鹿、带翼羊）。它们的共同点是有翼和禽兽合一。中国的有翼神兽也分两类，一类作禽首（如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台北故宫博物馆藏“鸟首兽尊”、曾侯乙墓出土的铜鹿角立鹤）；一类作兽首（如中山王墓和曾侯乙墓出土的铜有翼神兽）。这类形象，东汉以后非常流行（如南阳宗资、宋均墓），特别是六朝陵墓，往往成对出现于神道石刻中，形体高大，引人注目。据《汉书·西域传》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三等书，学者多称之为“天禄”“辟邪”。“ 天禄”，是天赐之福，“辟邪”是祛除邪魅，都是含祥瑞之义的中国词汇，但其造型是来源于欧亚草原、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艺术。有翼神兽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很大，如魏晋南北朝以降，隋唐以来的镇墓兽往往是成对出现，一件作人首，一件作兽首，两者都带翼，可能就是吸收了天禄、辟邪的特点。（4）右起第四种。学者皆以为“虎”，从形状看，比较吻合。但此兽的头部并不清晰，也有可能是狮子，或狮子的变形。我们理解，此锦的动物图案，从总体考虑，似乎是以状写来自远方的珍禽异兽为主，皆有祥瑞之义（即瑞兽）。《史记·天官书》说：“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礼致天下。”古人认为天下太平，则四方来朝，珍禽异兽往往是贡纳之物。这与文字内容正好相互呼应。图案中的“虎”是中国所有，并非奇物，我们怀疑，它也可能是表现“狮子”。狮子原产非洲、西亚，本来不是中国动物。但它传入中国也比较早，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如《穆天子传》《尔雅·释兽》都提到“狻猊”，就是战国时代的名称，而汉代则称之为“师子”。“师子”的出土实例似以东汉为最早。东汉以前的狮子是包含在有翼神兽的形象中。中国的有翼神兽，其狮首无雄狮之鬣，往往类似于虎，这是狮子形象被“中国化”的结果。因为西亚有狮无虎，中国有虎无狮。西亚的狮子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往往与虎易位和混同。总之，我们认为，上述四种动物主要是远方贡纳或神化的珍禽异兽，它们和汉地流行的动物造型（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同，主要是一种“异国情调”的艺术主题。
补记：8月20日在乌鲁木齐参观，又有所见闻：一是学者称为“护膊”的织物看来还有较早的例子，如新疆博物馆藏1992年鄯善苏贝希三号墓地m25出土的所谓“皮符”，发现时是在墓主胸部，花纹作“三角锯齿状火焰纹，内填三堆篝火纹和窃曲纹”，形制正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同，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00—前300年，应是纯粹的当地制品，参看吕恩国、郭建国《鄯善苏贝希墓群三号墓地》，收入王炳华、杜根成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续）》，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150—170页；二是新疆出土的汉锦，很多都有类似的动物图案，如新疆考古所藏“永昌锦”和“长寿明光锦”，皆作三兽一禽，其中兽类亦有有翼神兽和狮虎类动物，这类图案也见于不带汉字的当地织锦，参看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106页：图版261、263和102页：图版249。此外，今年《文物》1期还发表了1995年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15出土的所谓“刺绣护膊”，发现时是绕系在手臂上，同样是当地制品，年代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相近。 苏贝希古墓出土的所谓 “皮符”
营盘墓地m15 出土的所谓 “刺绣护膊”又上文说“右起第四种”学者以为虎，但“也有可能是狮子，或狮子的变形”，此说牵强，应作废。
1999 年7 月11 日写于密云溪翁庄刘东先生家
1999 年8 月5 日在上海博物馆改定
（原载《文物天地》1999 年6 期，26-30 页）▼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4
isbn：9787108071071 定价：260.00元
《入山与出塞》收录李零考古艺术史论文二十九篇，分为“写在前面的话”“翁仲研究”“有翼神兽研究”“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淅川楚墓研究”“楚国铜器研究”与“读书偶记”八部分，探讨课题牵涉广泛、丰富多元。文章内容多由考古遗物遗迹入手，结合历史学、艺术史与古文献学等研究，以小见大，探究表象之下的渊源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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