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和地图游走
mapping工作坊是我在做的事情，10年了。
mapping的中文含义是绘制地图，大众眼里的地图是已经制作好的，如世界地图。而mapping是制作一份地图，例如在地图上标记去过的国家，就制作出了属于自己的记录。
mapping工作坊关乎的是城市空间和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个看见的过程。我会和学生们去到实地看见真实的诉求，然后做行动。空间的问题更关乎社会问题，它反映了日常烟火城市和不被受关照的那一群人，工作坊是这个背景下，从现象到图像到行动的一个转变。
2013至2014年，我跟华南理工大学合作了两次工作坊。那时我穿梭在广州和墨尔本之间，因为是在学校里发起工作坊，那时学校、校园、学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而不是城市。从2014至2018年，没有固定的学校，我定义自己是一个背包课老师，一直在流浪。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大部分讲座的题目都是游牧相关，直到2018年。
这几年在各个城市游走，让我感受到差异性的消失。中国的城市化让每个城市的新区几乎是一样的，只有在老城区才能感受到些许不同。如果在上海找一栋房子拆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在空间上也是行得通的。
逃跑路线
逃跑路线诞生于2018年，简单来说就是帮小贩找到最佳逃跑路线以躲避城管的追捕，这里的mapping就涉及到了摄像头的分布、城管可能出现的地方，以及最好藏身的区域等。
因为这个项目，很多媒体批评我，说我作为一个建筑师为什么要设计逃跑路线？让他们这样逃跑，太不体面没尊严了，你为什么不能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站出来，帮他们维护工作的权利？
2018年之前，工作坊是看见并呈现这些不被关照的人的需求，用建筑语言表达，2018年之后，我会思考看见之后能做什么，是关乎行动的。
过去这三年，许多之前以为是“别人的事”就发生在了自己身上。“社会修复”就成为工作坊关注的议题，要跳出个人的遭遇去看见别人的遭遇。
这三年也让我意识到两个重要的事情：常识和独立。
每个人都是凭着自己的底线跟价值观在做事，建筑师也一样。有的建筑师你看他造出来的房子是在为金钱服务，有的建筑师做出来的房子就非常谦卑。每个人的底线不一样，他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社会性的尝试，更需要人的独立性。
做mapping工作坊的理由
在广州和工作坊的学生待在一起的时间，是特别快乐的，这种快乐跟建筑无关。
我们一起去到城中村，是能感受到能量的。我们把能量挖掘出来，然后展现出来，这个过程是非常享受的。十年前，博士毕业来广州之前，我也没想过能做出现在这些事。我导师曾经问过我，说我做这些东西对中国的教育或实践有什么贡献吗？
比如小贩有城管管，我去研究他们，能带来什么改变吗？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但mapping工作坊让我找到了方向，因为这跟我性格非常相似，喜欢共情别人，喜欢挖掘东西，这些东西混在一起，让我做起来是有激情的。虽然这几年我做得也不是特别好。比如说对丹尼尔·布伦墩子的改造：
2001年，法国概念艺术家丹尼尔·布伦在深圳华侨城生态广场上放了34根水泥墩子，来与这座城市快速发展的高楼林立形成对比。长久以来，周围居民不知道这些墩子的来历，虽然就在身边但也不会产生交集。我决定伪造一批相同概念的墩子，放在华侨城的社区。结果周围居民开始坐在上面休息，孩子们也会在这玩耍。
丹尼尔·布伦放置于深圳华侨城的墩子 ©️ daniel buren 何志森放置的墩子与居民们它是一种行动，会介入到居民日常的生活当中，虽然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但是我会试图去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mapping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行动工作坊，由设计师一个设计主体，变成使用者也参与设计，两个设计主体。
菜市场美术馆项目
广州的扉美术馆旁边有个菜市场，一直面临拆迁的问题。虽然离得近，但菜市场的摊主从来没有来过美术馆。
2017年，我第一次去菜市场，摊主非常警惕，以为我是媒体记者。甚至有一个卖肉的拿着一把刀在骂，让我滚出去。当时也有很多学生随同，我们和商贩相处了两个多月，经历了来自这些摊主的抵触到接受我们的过程。
我们决定拍下这些摊主的双手，手很重要也各不相同，再把这些照片打印出来还给他们本人，被挂在了他们的摊位上，这样真正跟人产生连接是需要时间的，也是美妙的。
2021年，“菜市场里的美术馆”消失后，我在重庆重建了一个“美术馆里的菜市场”，邀请过去的摊主来美术馆，因为这是为他们做的，虽然摊主也不了解这是什么，他们以为我真的在重建一个可以卖菜的菜市场。
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了展览里的桌子上，为城市发展让路的这些人，我希望他们在有仪式感的地方能够被记住，他们也是有名字的人。
前摊主祁红艳和黄月香在展厅现场 菜市场美术馆工作坊现场汇报不被关照的那群人
小商贩同样是这个城市空间的使用者，建筑师设计一个房子，景观设计师设计一个公园，应该考虑把他们考虑其中。那些不被关注到的人，是我恰恰想要留意的。
跳广场舞的大妈、街头的小贩、和流浪者等，他们对这些公共空间的需求非常大，要走出去知道他们是如何生活的。真实的社会里，要去理解真实的普通的人。
我不是一个特别追求结果的人，结果是不可控制的。而每一个工作坊都是过程，怎么能尽到一点微薄之力，哪怕是改善一个人的命运和生活，我觉得也挺好的。
工作坊做过的许多项目都是观察普通人，但到头来发现那些人都离开了，就像菜市场美术馆，最后菜市场被拆了，那些摊主又流落街头。当看到个体的命运，因为宏大结构下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非常难受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希望是平等的。不能单方面我把菜市场和摊主的命运变成创作的素材，让我获得很多奖，吸引媒体来报道。
刚建完的社区花园 vs 原农林市场
做了这么多工作坊，我没有觉得是特别成功的，让我特别骄傲地去分享。每一个工作坊都我觉得最后都挺失败的，人都会这样，从失败当中看到一些东西，然后未来做得更好一点。
mapping工作坊是个移动的学校，无论是在街边、菜市场、还是城中村，以及最后的行动，都是教育的一部分。建筑师的教育不能每天都在画图，还是要出来，离开那个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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