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艾奥瓦大学，同为小说家的约翰·契弗与雷蒙德·卡佛一见如故。两人都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著名的“作家工作坊”任教。可这两人在一起就是成天喝酒，其他什么也不做，谁也没把打字机的防尘罩扯下来过。
酒与文学似乎天然就有一种浪漫关系。在最声名显赫的作家群体里，总有人难抵酒之诱惑，让饮酒、写作与人生之间的纠缠越捆越深。
路易斯·海德在文章《酒与诗》中写道：“一共有六个美国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四个都酗酒。”
波德莱尔曾评价爱伦·坡，酒精已经变成了“杀死他内心某种东西的武器”；
索尔·贝娄在给约翰·贝里曼的小说《痊愈》的序言中写道，“灵感之中，也包含着死亡的威胁……酒，就像一支安定剂，某种程度上降低了这种致命的强度。”
酒同作家和文学的复杂关系，引起了英国作家、评论家奥利维娅·莱恩（olivia laing）的注意。为了弄清楚作家为什么酗酒，以及这种沾染上酒精的精气神给文学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她追随6位文豪的足迹，展开了一场跨越北美大陆的文学之旅。
《回声泉之旅》奥利维娅·莱恩 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出版
被奥利维娅·莱恩选中的这6位作家，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田纳西·威廉斯、雷蒙德·卡佛等人，他们的一生似乎是在对酒的挥霍无度中度过的，但他们却写出了这世上少有的最美丽、最杰出的文学作品。他们还是彼此的挚友和同盟，冤家与酒友，导师、学生与灵感来源。
因为酒精，这些作家的人生时而甜蜜美满，时而危机四伏。但描述这些作家的饮酒行为并不是奥利维娅·莱恩的写作目标。她更想探究出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作家对酒的狂热，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嗜酒如命又如何看待。
这段丰富的探索之旅构成了一本书：《回声泉之旅》。本文从中节选了部分片段，它们描摹了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光怪陆离的人生，而酒在其中无处不在——无论是在他们最得意的作品里，还是在那些最美满、或最疯狂的日子里。
01“你是我第一个想在欧洲相见的美国人。”1925年5月，在巴黎德朗布尔街的“疯子美国酒吧”，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第一次见面。
当时菲茨杰拉德二十八岁，已经是美国最著名且收入最高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他发表的三部小说《人间天堂》《漂亮冤家》和《了不起的盖茨比》让他名利双收。
而那时的海明威二十五岁，刚刚开始自己的美妙人生。他和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正是伉俪情深，两人养育了一个小儿子，被海明威昵称为“撞撞先生”。在海明威后来的回忆里，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海明威和第一任妻子哈德莉两个男人可谓一拍即合。那种朋友间的亲昵和惺惺相惜，在两人的通信里几乎到处都是：
“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你的友谊对我来说多么重要”；
“我的天哪，真想见你”；
菲茨杰拉德还为海明威提供事业上的帮助。他将海明威推荐给自己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认为这个年轻的作家“前途无量”。第二年，他还帮忙阅读和修改海明威的新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在提出修改意见的信里，除了建议海明威删掉前面的二十九页，他还写道：“你是我第一个想在欧洲相见的美国人。”
02“我在喝酒，断断续续，但每次都肆意痛饮。”与海明威相遇之前，菲茨杰拉德正忙着同妻子泽尔达和小女儿斯科蒂周游欧洲，边工作边玩乐。四月，他在账本里写道：“泽尔达画画，我喝酒。”到六月，他又加了一句：“参加了一千场派对，没有做任何工作。”
但这些表面的光鲜，只是将菲茨杰拉德混乱的生活步调暂时遮蔽起来。就在他来到巴黎之前，泽尔达和一个法国飞行员发生了婚外情。菲茨杰拉德本人的状态也不怎么好：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四处惹是生非，有一次在罗马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当时他正要动笔写长篇小说《夜色温柔》，后来也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表现书中人物迪克·戴弗的失控人生。
1932年春末，菲茨杰拉德租下了巴尔的摩市郊的“和平别墅”，房子很大，花园里荒草丛生，山茱萸肆意疯长，多花紫树浓荫蔽日。夏天，刚经历过第二次精神崩溃的泽尔达结束了住院治疗，回到家中。
f.s.菲茨杰拉德与妻子泽尔达和女儿
然而好景不长，这对夫妻只要在一起就会疯狂争吵。第二年6月，泽尔达在一个废弃壁炉里不知烧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整个房子给点着了。菲茨杰拉德在账本上记了一笔：“这场火灾之后，我们向母亲借了第一笔钱，还向别人借了一些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搬家，但菲茨杰拉德坚持要在这座烧毁的房子里完成难产很久的小说再走。这本书一开始名叫《他杀了他妈妈》，主人公弗朗西斯偶然遇到一群张扬的亡命徒，被他们所吸引，最后搞得精神崩溃，谋杀了自己的母亲。
不知怎的，这么吸引人的题材，菲茨杰拉德却写得不起劲。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讲的故事完全没这么奇异华丽，于是他把整个小说完全打破，重头来过。
电影《午夜巴黎》中的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
主人公变成了迪克·戴弗和妮可·戴弗，故事讲述迪克如何将妻子从疯狂和崩溃中拯救出来，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毁灭了自己。小说的结构就像一个跷跷板，妮可带着那双纯洁的、充满欺骗性的眼睛，恢复了过来，迪克反倒陷入酗酒和筋疲力尽的紧张之中，虽然他曾经吹嘘自己是活着的美国人中唯一能享受睡眠的。最糟糕的是在罗马，迪克送走去世的父亲后去那里放松作乐，接着被年轻的电影明星罗斯玛丽吸引。他以为自己爱她。结果两人走得太近后，反而对彼此失望。满心酸楚和困惑的迪克出去借酒消愁，迷迷糊糊中卷入一系列事件，从跳舞到对话到吵架再到拳脚相加，最后被抓进监狱。
《夜色温柔》插画 by cruschiform
小说完成后，菲茨杰拉德和十三岁的女儿斯科蒂搬进了公园大道1307号的排屋。泽尔达则再次住进了医院。在账本里，菲茨杰拉德写下了“十分诡异的一年，工作，喝酒，越来越不开心”。在手稿最后面的一张草稿纸上，则用铅笔写着：“最后一点真正的自信也消解了。"1934年，《夜色温柔》终于出版，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它卖得比想象中的好，但《出版人周刊》畅销书排行榜第十名的成绩，很难说是什么“夙愿得偿”。同年11月，菲茨杰拉德貌似坦诚地向朋友、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承认：“我酗酒太严重，显然拖慢了写作的进度。然而，要是不喝酒，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过这段时间。”
这种矛盾的情绪，恰恰可以解读为他拒绝把酒精看作引起自己一系列麻烦的原因，而认为酗酒是一个结果，是对人生愁苦的对抗。《夜色温柔》在《睡与醒》这篇文章中，这种情绪也多次显露出来。文章开头他就宣布，自己的失眠是因为“完全的筋疲力尽——工作太繁重，各种连锁反应更让工作加倍辛苦，自己和周围的人都疾病缠身，反正就像老话说的，祸不单行”。写了一两段之后，“喝酒”这个字眼看似漫不经心地进入了字里行间。“我在喝酒，断断续续，但每次都肆意痛饮。”
“断断续续”，说明还能克制，不过这个词恐怕不太准确。第一，当时菲茨杰拉德并没把啤酒也看作酒精饮品。“没喝酒”可能是说没有喝杜松子酒一类的烈酒，而一天喝了二十来瓶啤酒。托尼·芭提他（tony buttitta）在一本回忆录中提到，菲茨杰拉德在1935年夏天曾说：“我在戒酒。不喝烈酒，只喝啤酒。啤酒也喝得太多的话，就喝可乐。”而根据菲茨杰拉德的朋友、巴尔的摩的散文家门肯的回忆，菲茨杰拉德一喝酒就会变得很疯狂，可以一下子掀翻晚餐桌，甚至开着车撞向街边的大楼。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1935年，患上肺结核的菲茨杰拉德离开巴尔的摩，去了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休养。他与同住一家旅馆的手相家劳拉·格思里成为朋友，并雇佣她担任秘书。一天，劳拉发现他在房间里工作，睡衣外面裹着厚厚的羊毛衫，双眼通红，双腿抖若筛糠。他告诉她，他是想多出汗，把刚喝下去的杜松子酒给逼出来。但他一边抖还一边喝，这个方法注定是要失败的。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可能要吐血了。劳拉赶快打电话喊了个医生，菲茨杰拉德被送往附近的医院。他在医院里住了五天，在“避难所般的病床上写完了手里的故事”。
还是那年夏天，他告诉劳拉：“喝酒让感觉更敏锐。喝了酒，我的情感更清晰，可以写进书里。但越喝得多，就越难保持理智和情感的平衡。我在清醒的时候写的故事很蠢，比如那个算命的故事。都是按照理性写完的，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后来，和劳拉在阿什维尔的群山间漫步时，他又换了个说法：“喝酒能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出口。所以那么多人沉溺于其中。如今的世界充满着悲观厌世和不确定性。所有敏感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旧的秩序正在逐渐瓦解，那么新的秩序又将是怎样的呢？到底会不会有新的秩序？这是我们烦恼的问题。”
03“我从十五岁就开始喝酒，很少有东西能给我带来如此的愉悦。”在菲茨杰拉德的生活逐渐陷入囹圄、挣扎着要完成《夜色温柔》的同时，海明威则相继出版了畅销小说《永别了，武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和《胜者一无所获》，以及两本纪实文学《午后之死》和《非洲的青山》。与此同时，他还和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和新欢搬去了基韦斯特，又生了两个儿子。
现在的海明威显然更富有，更高产，家庭更幸福，更春风得意。如果说对于菲茨杰拉德，酒不是佳酿美餐、而是致命毒药，那么海明威显然觉得酒是自己的生命之源。他在1935年8月的一封信里这样为自己的酗酒开脱：
我从十五岁就开始喝酒，很少有东西能给我带来如此的愉悦。一整天都从事着繁重的脑力劳动，一想到第二天还要这么绞尽脑汁、冥思苦想，那除了威士忌，还有什么能让你摆脱这样的愁思，暂且轻松痛快一番呢？只有写作或打架的时候，酒精才对你没好处。这两件事情都得清醒着来。但喝了酒以后我拿枪一般都更有准头。说起来，现代生活往往是对人的一种机械的压抑，而酒精呢，则是唯一的解脱。
欧内斯特·海明威
直至生命尽头，当海明威几乎被抑郁症、酒精和头部伤痛复发这三座大山压垮，当他的生活几乎完全失去平衡时，他仍然坚定不移地相信酒是世间神物，能提升人的意志，丰富人的生活。他的所有文字都洋溢着酒气，但最明显的还是在《渡河入林》和《流动的盛宴》这两本后期的作品里。第一本是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0年，主人公是位身在意大利的美国上校，战后不久来到威尼斯，打野鸭子，见他的爱人，那个十九岁的伯爵小姐。
书里描写了很多奢靡的场面，人们暴食狂饮，令人在厌倦之后仍然感到有些不适。上校是那样执着于事情的真实与否，对错误或虚假的东西感到深切地焦虑，却又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他这种近乎强迫症的行为，似乎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心底的伤痛与崩溃。
《流动的盛宴》
《流动的盛宴》在1964年海明威作古之后才得以出版，由他的遗孀编辑。这一部通篇都要比上一本更为轻盈，虽然字里行间还是充满了要做海明威最佳作品的好胜心。这是一本有关巴黎生活的回忆录。那时的他新婚宴尔，有个小儿子承欢膝下，每日在咖啡馆写作，品尝烤栗子、柑橘和香肠。有时候会发个呆，注视着一辆辆单车轻快地飞过。有时候也去奥地利福拉尔贝格的高山间滑雪。真是简单而美好的时光。书里还写到他们去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公寓拜访。她招待他们喝“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经过自然蒸馏的甜酒。这些都是气味芳香而无色的酒，从刻花玻璃瓶倒在小玻璃杯里待客的”。光看文字，这便是无上美味的美酒佳酿，一口下去，该有多么甜美，多么滋养人的心肝脾肺啊。
据说，《流动的盛宴》灵感源于一次偶然的发现。1956年11月，海明威和第四任妻子玛丽住在巴黎的丽兹酒店。管理人员给了他两个发霉的箱子。这是他1927年时自己放在这儿保管的，但完全抛在脑后，忘了取回。海明威去世后，玛丽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其中一篇中写到，管理人员交给他“两个盖着布的长方形小箱子，都有些开裂了……行李部的人很容易就撬开了生锈的锁，海明威眼前出现了写满铅笔字的一本本黄蓝色封面笔记本和一摞摞打了字的纸，还有老报纸的剪报，老朋友们画的拙劣的水彩画，几本发黄褪色、几乎开裂的书。还有几件发霉的汗衫和几双很旧的凉鞋”。 我不知道这些生锈的旧箱子是不是真实存在过，但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关于《流动的盛宴》诞生的故事中，其实有完全不同的另一层意思。玛丽·海明威写这次发现的文章最初是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她提到，当时丈夫“严格遵守非常清淡的饮食要求，以求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不过，再挖掘深一点就会发现，写这本书的同时，海明威在遭受着酒精对自己身体前所未有的茶毒。
1956年，海明威到达巴黎前的几个星期被诊断出患有肝炎，血压和胆固醇含量也在升高。遵照医嘱，他需要遵循清淡的饮食，减少饮酒（一封信里说，每天最多喝五盎司威士忌和一杯葡萄酒），但效果不佳。
在写于195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说自己的体检结果不太好，所以晚上那杯葡萄酒也不能喝了。但也不能一下子戒断，否则对神经的伤害太大了，因为他从十七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用酒来“泡饭”了。他又说酒精对自己的精神和社交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又说再戒三个月的酒就又可以喝了，那时候再来检测下自己的酒量。他写到在人生遭遇困境时，真是杯酒解千愁。本以为酒能陪伴自己一辈子，没想到要暂时割舍。紧接着又说，无论如何十个小时以后他要去喝一杯好酒，才吃得下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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