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il sander2004/05秋冬系列大片
“我的兴趣，在于一种新兴的存在之中（what interests me is the new, the merging）。“ — —jil sander 。
在2017年的年末，jil sander的个展《现在时（prsent tense）》最终落地于德国法兰克福的museum angewandte kunst。此时已经距离设计师的最后一个时装系列的发布近四年——对于一个以“花无百日红”为价值趋向的当今时尚文化而言，四年中似乎走过了数个朝代的更迭：四年前，gucci还没迎来米开理的时代，alber elbaz还依旧奉职于lanvin，那时极简的精英主义审美还是高级时装的主流论调，而“青年文化” 还是个颇为小众的社会学语汇。在当下这个被太多“主义”“策略”和“政治正确”驱赶着的时尚产业，这个名为《现在时》的展览或许能让时装创意人辨清在一个又一个标签背后，时装所应有的时代精神。而此次展览更单纯的意义，是借由策展人matthias wagner k与jil sander共同打造的超过三千平方米的展览，来讲述一个超越“极简主义”标签之外真实的jil s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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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场、后台、工作室、时装线、配饰、美妆品、时装摄影与广告、时尚与艺术、建筑与园艺，这九个展览主题的设定无疑让人看到了jil sander除去时装设计之外的更多身份。同时，对于一位强调时代精神与创新设计的设计师的讲述，这样的策展思路也符合了其创意背后的当代主义哲学。我们不会看到按创作时间排序的设计作品文献(一位信奉“时代精神”的设计师对“回顾展”一词并无好感)，取而代之的是将时装置于灯光、空间、摄影、音效设计的动态的三维空间之中。参观者将深度浸入于jil sander式的体验，而这样的体验，也映射出此次展览的首要旨意：jil sander并不仅仅是一位设计师，她更多地是一位创意者，而时装只是她其一的叙述语言。就像策展人为jil sander所著评论的开篇所写的——“jil sander——一位时装设计师？这样的论断是对这位设计师卓越才华过于仓促的简化。”
包豪斯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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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jil sander出生于战时德国的wesselburen，数年后随家人移居德国汉堡。jil sander对时装的启蒙意识来自于其曾经于krefeld textile school of engineering的学习材料工程的经历。这所学校的老师推崇包豪斯学派（包豪斯在纳粹德国时期被视为禁学），回顾jil sander一生的创作，实际都遵循着包豪斯学派的方法论。1964年jil sander以交换生的身份前往洛杉矶，随后回到汉堡并在数个女性杂志担任时装编辑的工作。彼时的jil sander已经有了对时装面料、比例乃至女性形象的思辨。1968年，当yves saint laurent和hubert de givenchy在巴黎发布女装成衣系列时，jil sander在汉堡的poseldorf区开设了其首间零售店铺。当时的德国时尚依旧遵循巴黎式的民俗风格（folkoristic），。而jil sander色彩克制、风格严谨的首个系列似乎让德国女性看到了时装设计中的本土性。整个系列一售而空，而jil sander设计背后的文化参照，不仅是包豪斯风格，还有新教工作伦理（“我需要设计和秩序，我需要工作，就像鱼儿需要水”），也的确让时装设计找到了德国文化的归属。
jil sander的风格是极简的，但我们却不能简而言之的用极简主义来定义她的设计。jil sander的时装设计核心，强调的是比例的和谐、精准的三维形态和低调而富于张力的优雅。设计师曾说时装就像品尝食物，有些菜式简单而美味，令人憎恶的是那些夸张的混合物。jil sander的设计有着来自德国新即物主义的影响，时装设计回归到理性的现实之中，并注重表达客体性的存在，而非强调浪漫而理想主义的主观表现。同时，设计师继承了歌德（goethe）对风格的解读，创作跳脱出模仿和风格主义的游戏，这也成为了jil sander设计中的纯粹主义的诠释。而jil sander的德国血脉也让她对民主意识有着无限崇尚。或许这也是这位曾经工作于高级时装领域的创意人，自2009年连续三年与uniqlo推出了j 胶囊系列——优秀的设计应该服务于社会，而并非资产阶级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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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jil sander最重要的影响，是来自包豪斯体系的影响，她的时装设计至今依旧具备的时代精神，对设计三大主体的推崇：功能、材料、形式。jil sander的时装设计是功能性的，而为了达到这种功能性，时装又必须解放人们的身体，使穿着者可以自由地活动。就像买过jil sander设计的人都会惊讶，这些看似纤细的时装却有着相当舒适的版型，而所有为装饰性服务、影响穿着的不必要设计都不会被jil sander所接纳。jil sander的创作永远是考虑周良的，就像所有包豪斯设计一样，jil sander的时装，是为穿着者服务的民主设计。
越发解读jil sander的作品，我们也愈发感受到jil sander时装设计中的哲学意识——理性、自制、严谨。这样的价值观也填补了时装的某种道德空缺。不言高级定制是真正闲适阶级的特权，时装长久以来一直追捧的是感性的浪漫和享乐主义的放纵，这样也使得传统时装美学一直以来着重于对装饰元素的创造，因为人们对时装的使用目的是“打扮”。而jil sander则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设计，人们可以真正地“使用”时装。而也正是这样反装饰主义的特质，让jil sander被扣上了极简主义的帽子。但jil sander的精神，实际远远多过你所看到的那些简洁的线条。
多元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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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jil sander推出了她同名的首款香水“jil sander pure”。就像jil sander的时装第一次让人看到了德国的审美属性，她的香水系列同样也来源于设计师对德国元素的现代主义诠释。彼时的香水生意基本垄断在法国的制造商手中，东方香调成为时代的潮流。1977年伊夫圣洛朗的opium是那段时间最知名的创作——鼻烟壶为灵感的瓶身设计，华丽馥郁的辛辣东方香调赞颂着感官沉醉。而christian dior和chanel同时期所分别推出的diorelle与cristalle，虽然顺应时代潮流让香调变得相对轻盈，但依旧在贩售一种男权社会意识下的高雅的女性形象。jil sander的香水创作从瓶身设计开始，peter schmidt借用了美国建筑师frank lloyd wright作品中的锐利而平衡的线条，为jil sander的首款香水打造了以两个立方体为形态的瓶身设计，并用数周在意大利的玻璃工作室中实验最终的成品，确保瓶身犀利的边缘坚不可破。对于这瓶香水而言，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莫非是在彼时颇为前卫的广告大片。在这个由scholz & friends出品的跨页广告中，立方体的香水被置于右手页，而左页与之呼应的，是jil sander设计师本人的特写——一种独特的张力形成其间，一边是当代设计的力量感，一面是真实的人性——脆弱却坚定。“脆弱并不是缺点”，这也是jil sander对性别平权的主张，女性的自由是来自自我的认同，而不必借由男性化的语言来佐证。jil sander pure香水的视觉创作同时也是在呼吁“真实感”，而非像yves saint laurent的opium那样打造一个理想主义的现实逃避，也正是这种真实感，为jil sander的作品带来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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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l sander在八九十年代不断推进其美妆产品的研发，而在这一过程中也打造了不少设计经典，其中包括1981年和kenji toma合作“bath and beauty
pure”护肤品系列，而1985年彩妆系列的广告片，也由当时年轻的瑞士摄影师raymond meimer掌镜。jil sander的美妆品广告的旨意，并不是单纯地贩售产品，而是直抵核心地传递着jil sander的价值观——精英主义、克制、真实、秩序，或者说是一种完美的理性主义。而jil sander新教徒般的工作伦理观，也推动着这一品牌的持续发展。jil sander眼镜系列和手袋产品以授权的方式于1982年和1984年上市。到1993年，jil sander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和汉堡开设了品牌旗舰店，随后又在全球建立了超过八十个零售点，其中有包裹在东京、香港和曼谷这些亚洲城市的旗舰店。jil sander的设计在亚洲受到不少追捧，或许也正是其哲学中的克制、谦逊和作品上呈现的匠人精神，与亚洲哲学有着自然的呼应。jil sander同时获得了大量的业界和社会认可。1995年设计师因其对社会的杰出贡献，被德国总理授予最高级别联邦十字勋章（bundeserdienstkreuz），jil sander相关的室内设计，也获得包括来自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嘉奖。
1999年，jil sander将品牌卖给了prada,或许是这位德国人相信能与曾经身为意大利共产党的miuccia prada建立价值观上的共识，但六个月后，jil sander因为与prada的首席执行官patrizio bertelli不和而离开品牌，随后时装屋设计和研发部门的全部员工也相继离职。在2003年和2012年jil sander曾两次短暂回归过自己的同名品牌，但这位包豪斯匠人的工作方式，并不符合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集团的策略追求。
jil sander的传奇或许落幕了，但却已经改变了整个时尚美学和设计理论的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