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丝织物上用金作装饰，本不为我国传统审美习俗。五代宋金元作为重要的转折时期，用金开始成为我国丝织品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及装饰特点，改变了我国丝绸的艺术面貌，形成具有我国传统艺术审美特色的丝绸装饰工艺。在丝绸用金的装饰审美发展过程中，中西纺织技术的交流是重要的利来网的技术支持，织金技艺的引入及传授是改变我国丝绸用金装饰发展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丝织品；用金装饰；审美变迁；艺术表现；织金技艺
检 索：www.artdesign.org.cn
中图分类号：j52; ts94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7）10-0128-03
丝织品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工艺美术种类之一，其工艺和装饰审美尽显东方丝质材料的优雅、朴素和精致的美感。丝织物上用金，改变了我国古典丝绸的艺术表现面貌。
以考古发现实物与历史文献记载为据，我国古代丝织物上何时开始用金，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丝织物还没有用金做装饰的发现和记录①51。根据纺织学者郑巨欣先生的研究，丝织物上的用金源于我国早期传统的器表贴金装饰工艺的影响，后来随着贴金工艺黏合剂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同时期不同工艺美术品种之间经常存在装饰及工艺上的相互借鉴学习，才有了在不同材质上贴金做装饰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开始在我国广泛流行，民间普遍信仰，佛像服饰上的贴金装饰开始逐渐被老百姓在日常生活服饰上进行效仿②，织物用金装饰审美才开始得到接受和认同，贴金也成为我国早期在织物上的主要用金工艺③，王隐的《晋书》记载，江东赐给凉州的张骏就有金印大袍一件①54。
隋唐之前，我国中原地区的丝织物用金一直处于有限的装饰点缀之用，用金装饰表现形式相对单一，属用金工艺的初期阶段，采用的工艺主要有贴金、泥金和片金线刺绣，如实物见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大红地金线刺绣工艺短袍以及诗词中描绘的唐衣“罗衣隐约金泥画”“罗群拂地缕黄金”，《新唐书·肃宗纪》“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等①56（图1）。
丝织物上用金，原出于对奢华富贵的追求，故隋唐开始，西方的织金技艺经西域引入我国中原地区，丝织物的用金表现形式及装饰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及变化，除了传统的贴金、金线刺绣工艺，此时以更具有丰富装饰表现形式的金线织入的金锦开始仿制并生产，丝织品出现新的异域风貌，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的鹦鹉纹织金锦棺衬，新疆鄯善县发现的织金锦实物、青海都兰发现的片金线织金锦实物（图2、图3）。
但是，即使在用金量增多的唐代，丝织物的用金装饰也不是主流，缘由来自于黄金在中国古代长期被视为世俗内涵强烈的装饰品,用金装饰还达不到工艺美术的惟一选择，也达不到唐人装饰格局中所追求的色彩的丰富性要求，更为重视色彩装饰，轻视用金装饰，丝织物更多以夹撷、绞撷工艺为主。从文献和传世绘画作品中都能看到夹撷、绞撷工艺的普遍使用和技艺的成熟，如夹撷工艺中最精彩的就是多彩夹撷，采用“一次分区染”的手法将多色染色一次进行，图案色彩多样。
到了五代宋金元时期，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进一步繁盛，丝绸贸易发展也十分发达，丝绸产品空前扩大，加之统治阶级又是对黄金极其热衷的蒙古民族，织金织物的消费急速上升，生产扩大，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服饰、室内装饰织物、车马装饰等都大量使用织金织物。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织金工坊，西安府、京师府、别失八里局（现新疆吉木萨尔县）等地都有织金锦生产④5153。在政府审美层面的影响下，丝织物用金装饰此时开始出现重要转折，用金成为丝织物主要的装饰表现手法，以纳石失为代表的金锦成为当时重要的丝织品种得到极大的推广（图4），并形成品种丰富的织金织物，有织金绢、织金缎、织金绫、织金罗、织金纱、妆缎金、库金等。除了织金，贴金工艺在元代也仍然非常流行，与宋人将其主要用于衣襟或者裙摆处不同，元人已将其施于整件衣服，所用工艺包括销金、泥金、贴金、铺金、砑金等，均以罗、绫等素织物为底料。此时，我国古代丝织物用金装饰表现手法在隋唐引入纬线显花织造技术及织金技艺基础上，开始进入艺术表现层面，并极大地丰富了丝织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根据出土实物及历史文献记载，丝织物的织金此时除了厚实的锦，还能在缎、绫、罗、纱、绒、绢等品种上实现纬显花技艺④5153。从贴金、泥金到织金，用金装饰的审美艺术表现格局和面貌全面打开。
明代，结合中原地区的传统审美特点，用金装饰工艺形成创作自觉，在装饰表现性、艺术审美性和工艺上都达到了高度的融合，艺术价值自然彰显，如明代锦缎中的妆花、织金品种以及清代的南京云锦就是典型代表，锦缎中大量使用金线进行装饰，尤其是妆花中的金宝地品种，用金线织地，极其华丽，形成金碧辉煌的艺术风格（图5）。
丝织物用金装饰审美在五代宋金元时期出现重大转折，隋唐时期的中西纺织技术的交流是推动审美变迁的重要利来网的技术支持条件。
隋唐之前，我国丝织品在显花技术上主要是经线显花织造技术，这也是我国的传统织造技术发明。这一显花技术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以经线通过表里层互换来实现显花效果，若是要求多种色彩的纹样，则需要事先设计好彩色经线的配置，再进行织造，这一织造技术的实现，要求经线需要有较强的抗拉性和一定的耐摩擦性。而金线一方面作为珍稀材质，不可能从使用量上满足作为经线的使用，另一方面金线也缺乏强拉性和耐摩擦性的技术要求，所以，受到传统织造技术的限制，我国丝织物的用金装饰表现手法主要以贴金、泥金和片金线刺绣工艺为主，且发展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受丝、毛材质不同的影响，西域地区的显花织造技术是纬线显花。纬线显花技术主要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技术将图案挖织织成，该技术的优点是纹样的表现力自由、组织和色彩丰富性强，又能很好地表现图案的精细度，这对织金技艺中突显金色纹样提供了技术上的基础和方便。隋唐开始出现的织金锦就是将丝织物的彩纬换成金线，以金线显花，主要为那些质地较厚且用金量较大，组织为织金绢的结构的锦，织金锦采用的就是纬显花织造技术。纬显花织造技术的引入，大大丰富了我国织物用金装饰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装饰效果。
另外，西域地区的另一金线制作工艺——捻金线工艺的传入又为我国织金技艺的普及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大大提升了我国中原地区的织金技艺。
织金技艺在金线的织入方式上，主要两种，即片金线织入和捻金线织入。片金线工艺为我国古代工艺传统，早期主要是作为丝织物的刺绣工艺发展使用。片金线工艺就是将金块锤打成所需厚度的金箔后，将其切割成极细的片金条，作金线使用，如青海都兰出土的中国最早的织金织物——龟甲纹织金锦带⑤（图6），就是直接织入细金片条，金片条较厚，宽1.2毫米。捻金线工艺为古代西域地区织造传统，如《晋书·大秦国传》中提到的“大秦能刺金缕绣”①1，这里的金缕即捻金。捻金线制作工艺就是用丝线或棉线作芯，将锤打成极薄的金箔外捻成金线作织。
从金线的加工技术上来看，捻金线经锤打成极薄的金箔后外捻于丝线上，其使用面积远远要大于相同数量的片金线，也就是说，相对于片金线而言，捻金线大大节省了用金量，这一技术对于隋唐开始增大的用金量而言，无疑是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捻金线制作工艺此时开始得到普遍的认可和广泛推广，金线制作技术在这一时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织金技艺。明代杨慎引《唐六典》提到唐代用金方法共14种，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拈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等⑥，其中就有捻（拈）金和织金。
在隋唐中西纺织技术交流的基础上，五代开始，我国的丝织品生产技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织金技艺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和流行，加上唐末大量“入居秦川为熟户”的擅长捻金线织金锦的西域回鹘民族向中原地区传授的特结经显金技术④53，快速提高了中原织金的显金技术。这一技术对金纬的遮蔽更少，显金效果更好，使得织金技艺在技术层面上更加精细化和完美化。如在全国为数不多的元代墓葬中，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盐湖古墓出土了一件元代捻金线工艺的织金锦短袄，采用的就是特结金显金技术（图7），花纹细密繁缛，工艺成熟，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其次，隋唐、五代宋金元都是我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民族文化大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丝织物的用金装饰审美以统治阶级的审美喜好为风向标向民间传播，逐渐发展成为我国丝织品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法而广泛使用。
隋唐之前，中原地区还没有普遍的服饰用金装饰的审美需求，这一审美习俗当时主要在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中流行，如在新疆营盘墓葬遗址发现了多件贴金衣物，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织物贴金工艺实物，墓葬年代约为汉晋时期，而营盘遗址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东西交通重镇⑦。墓主人服饰的领口、衣襟、后背、裙摆、袜背等处均有裁剪成三角形、圆点形、方形的金箔贴金装饰（图8），工艺非常娴熟，说明当时的织物用金装饰工艺为古代西域地区所流行。
隋唐时期，丝织品无论是装饰纹样还是艺术风格特点都彰显着异域文化气息，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作为唐代非常重要的丝织品生产，管理官营生产工坊的官员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西域民族，如波斯、突厥、粟特、回鹘等，若干部门都与这些民族关系密切，而这些民族又都是织金饰金能手，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6件捻金线工艺的织金锦实物沈从文先生认为也极有可能是由回鹘或粟特织工织造①63。此时期，从统治阶级层面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时代特性使我国传统的丝织物无论在生产体系还是装饰艺术体系，出现新元素新风貌，用金装饰审美也由此开始影响我国。第一个织造金锦的是西域粟特血统的何稠，“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⑧，“组织殊丽”说明非常喜爱，并已经注意到织金技术和装饰工艺的精美，并仿制成功。
宋人生活富足，除了大量使用典雅秀丽的黄金首饰来体现生活的富丽之外，服饰贴金饰金也是当时的审美流行（图9），宋代大中祥符诏令中提及服饰用金之法，相较唐代，已达18种之多⑥。蒙元统治阶级对织金织物的特殊喜好使得丝绸用金发展成为服饰最主要的装饰表现手法，这一重要转折变化与元政府崇尚热衷西域文化，进而大量雇用当时的西域回鹘织工生产织金锦以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需求有直接关系，《元史》卷120《镇海传》中就提及“得西域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宏州，命镇海掌焉”⑨，这里的“西域金绮纹工”即指西域的回鹘织工。回鹘是唐末、五代宋金元时期活跃在西域的重要民族，金属加工业和纺织业水平都很高，擅长捻金线织金锦。元政府与西域民族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对手工艺又极其重视⑩，对这一民族非常尊敬和重视（早期蒙古文字即是以回鹘文字为基础创制形成），聘请回鹘人掌管政府织金作并向中原地区传授织金技艺，前文已经提及的特结经显金技术也是由回鹘人向中原地区传授。在此基础上，用金装饰的审美喜好从蒙元政府广泛普及到民间，继而开启了我国丝绸用金装饰的审美风尚。
古“丝绸之路文明”使秦汉以来我国的古典丝绸生产体系和装饰艺术表现形式在吸收大量的新技术、新元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并主导了此后的丝绸技术和装饰发展的主流，丝绸用金装饰的审美变迁即为一典型案例。
结语
综观中国历史文化，中原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上演，古“丝绸之路”交通贸易所形成的欧亚大陆上古老文明的广泛而频繁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促进了各自文明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发展壮大的原因就在于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后所持有的开放态度和包容互鉴、兼收并蓄、共同发展格局，这也同样是当下“一带一路”重塑当代版古代世界贸易路线的倡导精神。■
（李晓瑜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本文为2016年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丝绸之路”文明与工艺美术的装饰审美变迁研究：以丝绸用金装饰在五代宋金元时期的发展转折为例》（鲁艺科【2016】2号）立项成果。
图片来源：
图1：韩生，编著.法门寺文物图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图2：杨军昌，张静，姜捷.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捻金线的制作工艺[j].考古，2013（2）.
图3：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m].新疆：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图4：尚刚.元代工艺美术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图5：雅昌拍卖网http://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0009754253/.
图6、图8：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m].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2002.
图7：王炳华.盐湖古墓[j].文物，1973（10）.
图9：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注释：
①沈从文.沈从文的文物世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②郑巨欣.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8789.
③瑞典学者西尔万也认为将锤擛的金箔粘贴在软质材料上面的技术可能起源于中国。见（瑞典）贝格曼.新疆考古记[m]. 王安洪，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140.
④孙丽英.试论中国古代织金织物的发展[j].丝绸，1994（4）.
⑤赵丰，主编.纺织品考古新发现[m].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2002：100.
⑥赵丰.中国丝绸艺术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89.
⑦营盘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约150公里处，东距著名的楼兰古城近200公里，为汉晋时期东西丝绸之路交通重镇，是敦煌通往西域腹地的楼兰道的西段，遗址出土的织物上发现大量的贴金印花工艺，图案丰富。见：李文瑛.营盘出土丝织品初探[j].吐鲁番学研究，2000（2）: 26.
⑧李延寿.90卷《列传》，78卷《何稠传》//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963.
⑨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250.
⑩（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 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