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均为蒋志《歉意》（录像／2023／25′50″）截帧
17月4日晚上8点多，我剪完”驯鹿之死”那一段视频之后，不到20分钟，一根刹车手把就插进了我的左大腿里，离股动脉只差一点点，本来我可以避过这个时刻的，在剪这个视频之前我已经完成当天计划中的工作，准备离开工作室了，但我看时间还早，才过6点，而且也过了饿的劲，就想干脆把最后在阿龙山柳霞的猎民点拍的素材，粗剪一遍，是柳霞解剖死鹿的一些镜头。那只母鹿是在我们马上要离开柳霞那儿时突然死去的，我们在那搭帐篷住了4晚，每天都是普通的山林生活，除了有一天我在森林里迷了路之外，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我们就要结束在这里的短暂驻地体验了。那天早上，我们就要上车离开，就听到说一只鹿死了，它名字叫“大傻逼”，应该是柳霞取的名，因为她会给她的每头鹿都会取一个名字，以前有一只鹿王的妈妈已经19岁了，还在给5岁的鹿王喂奶，照顾自己姑娘生的崽，柳霞管它叫“天生的好妈妈”，死掉的这只鹿，不愿意带自己生的小鹿，还用脚踢了它，所以就叫它“大傻逼”。我们跟着一瘸一瘸的柳霞到驯鹿场，看她解剖死去的鹿，她用一把小猎刀划开鹿的肚子，把胃、肝和心脏一件件掏出来，她早上就喝了一罐啤酒，我还有点担心她会不会伤到自己的手，她对鹿的结构很了解，熟练地切割、撕拉。我在一旁用手机拍着这个过程，心中戚戚然，我们预先已经被各种途径告知，驯鹿对于鄂温克族来说，有一种古老和强烈的神圣感，这无疑影响了我。但即使没有这个预设，万物有灵的观念不管是在哪个民族文化里都有着文化基因。面对这个逐渐被掏空内脏的生灵，你无法不心有所悲，就算它不是一个很好的鹿妈妈。多年前，柳霞在她的第4任丈夫被法医解剖时，嚎啕大哭。后来我知道，他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酗酒比柳霞还厉害，酒后经常殴打柳霞，有一次还用刀捅了柳霞的大腿，但他是她在深山森林里相依为命的伴侣，白天能帮她养鹿，晚上能一起喝酒，但也不能保证只是在晚上喝，在酒后，相依为命就很容易变得相互伤害。她的第三任丈夫也酗酒，也打她，打得凶，柳霞实在忍受不了他，把他赶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对她比较好，在她去看病的时候陪伴她，但是他有次因为安排他去买2斤鸡蛋但却买回来一大箱，而被柳霞的妈妈巴拉杰伊认为太笨赶走了。第一任丈夫是柳霞的儿子雨果的父亲，据说是在小雨果4岁时买生日蛋糕的路上骑摩托摔死在山沟里。柳霞在少女时期喜欢过一个鄂温克男子，但她的妈妈巴拉杰伊看不上，爱情就被中断了。她的每一任丈夫都是巴拉杰伊为她挑选的，都是汉族人，巴拉杰伊是使鹿鄂温克族最后的萨满的女儿，热爱并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本族人结婚，她还创作过一部小说，里面有一位鄂温克少女和一位年轻猎人动人的爱情故事。人人都向往爱情，但在现实中，生存还是排在第一位。“但”，“却” “但是”，在我们的语言中会经常出现，表示不仅仅如此、可惜、无奈、对之前的表述否定性的补充……在这篇文章里，它们会频繁的出现。柳霞和她家人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了，最有名的是顾桃拍摄的几部令人难忘的纪录片，他就像和他们的家人一样，长期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还有不少媒体记者过来深深浅浅的报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资料拼凑出一些发生过的事情，但我们所有人都无法知道柳霞、维佳、雨果他们心里所经历的，按我对人的理解，对当事人来说，只有心理事实。
2那里的空气有些凝重，但是又有些轻浮在其中，一只动物死了，一只鹿死了，一只小鹿从此永远没有了妈妈，但它失去的，又不是一个被人认为的“好妈妈”……以致这种死亡还牵强附会着某种宿命式的惩罚或赎罪意味。我们在一边观看着它被切割着，也显得有些随意，随意中又有些不知所措，我们不知道说些什么，甚至都无法思考。巨大的胃从它身体取出来，放在草地上，一股腐臭窜进鼻腔，让我干呕了几下，然后是肠、肝、肺、心脏……蚊子不停的落在我们身上，叮咬产生的痛痒使我的注意力不由得从面睹死亡的忧伤中分散出一些。在我们四周树林的暗影里潜伏着神秘的不幸，但寻味而来的苍蝇在尸体上吮吸和在周围飞舞，让这一开始显得严肃和沉重的不幸 ，慢慢变得无奈、变得自然平常。柳霞把鹿的内脏掏出来之后，她的剥割和削切的工作就完成了，等所有人离开之后，我还留在那拍摄，面前是开了膛的鹿和在它身边的内脏，我突然升起一股歉意，我想是因为在拍摄它的尸体时和它的死之间那种“牺牲”的联想所带来的。自从有拍摄工具以来，我们拍下那么多的苦难，我们在伦理上陷入一种沉重的矛盾，我们既不能无视，也视之有愧。在“视”中、在“视”后，对“视”这个行为的反思使很多艺术家心怀愧疚，辗转难平。那种你无法真正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记录”本身带来的“获取”性，难以逃脱“剥削”之嫌。
3当那晚医生把手指伸进我那个伤口中检查时，刺痛难以忍受，但是也只能忍受，当我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的时候，感觉自己像那只鹿一样。之后住了几天院，病房有7个床位，6位病友，除了其中一位是下楼时摔的，其他人都是骑车出的意外摔到骨折。第二天有人出院，又有一个大汉被用急救床推进来，填满了刚空出来的床，我们好奇地问他是怎么伤的，果然又是骑电动车摔的，导致右脚踝骨折，被朋友背着进这医院，在门口他朋友累了，把他放下来歇一会，他去扶旁边的栏杆，但是那栏杆不是固定的，失去了平衡，于是他随着栏杆一起倒下，这次又把他的左腿的膝盖给摔碎了，第二次事故使他完全不能站立了，这是他躺在急救床上进来的原因。他的手术用了三个多小时，当他回到病房，另外的病友提醒他的妻子一定要有“镇痛泵”，这是经验之谈，因为不用镇痛的药，大多数刚做完骨折手术的人等麻药过了之后都会痛的大声呻吟，影响到大家都睡不好。他妻子去问医生要“镇痛泵”，医生说问过他要不要，是他自己不要的，他听到之后，突然想起来了：“哦！我刚做完手术，有个医生问我要不要振动棒，我想，要这个鬼东西干什么，就马上说不要！”我们都哈哈大笑，一位被自己的电动车手柄戳断了锁骨的美团外卖的骑手说不能再笑了，又要把刚接好的锁骨给笑断了。晚上同层的一个病房的一位有老年痴呆的老妇人叫了一整夜，一会骂一会哭，一会喊老公快来救她，而她老公已经去世多年了……合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我迷迷糊糊的躺着，就像处在梦幻中。在这个住院部，痛、笑、疯……混杂着，只不过，有人的地方就是这样的吧。躺在住院部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我听到的关于柳霞一家的事情。维佳有次喝醉了酒，突然悲疯起来，把自己的肚子给剖开了，等了一个多小时，发现自己还活着，就用大衣裹着兜住肠子回到帐篷里，被人看见才被送去医院抢救。柳霞和维佳俩姐弟经常酒后打起来，他往她头上砍一斧，她往他头上拍一凳子，都是满头血。还有别的族人酒后拿枪走火，把子弹射进自己妻子的脑袋（也幸好没因此丧生，但子弹一直留在了脑袋里）。柳霞的姐姐柳芭是一名传奇女画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呼和浩特人民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她有个感情很好的初恋男友，因为她去北京上学，以为她会变心，自缢而死，这或许成为她难以解脱的心结，成了她酗酒的一个原因。后来又谈一个恋爱，又被母亲阻止。后来她结婚生了女儿，但还是出了意外，在政府安排她的鄂温克族人一起离开森林去安置区的2003年，她有天去河边洗衣，倒在浅水里不幸淹死，她的身边还有一瓶装有白酒的矿泉水瓶子。我在百度搜索柳霞的资料时，看到了一篇以《传奇画家柳芭：2003年她的民族彻底走出森林，同年她长眠在河流里 》为题目的文章，作者叫王澜，1991年因写论文到敖鲁古雅考察，当时她是一名编辑，偶遇过二十多岁的柳芭，那两天一夜的经历，让她一直都记得这位不停喝酒的奇特女子，还在她的央求下陪她去森林里祭扫初恋的墓。柳芭拿过酒瓶喝了一口酒，脚步缓慢左右辨认着往里走，还自言自语着：是哪一座呢？突然她大喊着一个名字，“*——*——你——在——哪儿——，你——在——那儿——啊——”一声声长长的呼唤，凄楚悲怆，撕心裂肺。她在十几个坟丘间转悠，辨认着。她走几步就喝一口酒，我远远地站着，问她找到没有？她不作答，仍使劲儿地喊着，柳芭哭了。我不知是害怕还是被柳芭的悲痛感染了，浑身瑟缩，眼泪簌簌掉下来。我看到这一段时，发现这和我拍过的一幕有着难以置信的关联，虽然我并不事先了解到这个故事。我在森林里，摘下一片草叶，一路吹着它，发出尖利哀伤的鸣叫，重复一个双音节的呼唤声。这样的偶合还有一些，比如我在空的驯鹿的围栏里， 我学着动物的叫声。之后我听到一个惊悚的故事，雨果的二舅也是一名十分优秀的鄂温克猎人，因为模仿森林里野兽的叫声太像，有一次打猎时被另外的猎人误以为是野兽举枪打死。
4雨果和他妈妈柳霞的关系，因为酒变得十分矛盾，让不少人难以理解。一次有雨果在的时候，肖怀德忍不住问了一个难堪的问题：“你为什么对你妈说过，你为什么还不死？”雨果沉默了一下，雨果说其实他对柳霞没有感觉到什么母爱。因为柳霞酗酒，无力照顾小雨果，在雨果7岁时到了上学年龄，被“希望工程”送到无锡上学，他所在的班是一个国际学校里的孤儿班。从学校出来之后他在一些城市尝试过一些生活方式，打工之外，他当过滑板少年，说rap，讲过脱口秀……最后还是回到故乡，他又不得不每天生活在因为母亲经常醉酒不知什么时候就躺在某处需要他过去接回的状态里，有时还醉得小便失禁，冬天屁股后面冒着白气，他还得替她尴尬地换裤子，他那句让人心痛的话，也许就是在某次实在崩溃了，悲愤交加时吼出来的。在顾桃的镜头下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个让他泪流满面的片刻：柳霞醉倒了望着太阳时自言自语：“我太想他了，我的儿子，我要是想他我就看看太阳。雨果的名字是喜温（鄂温克语），喜温就是太阳，多好听的名字啊！太阳能给我温暖，它不让我冻死，小雨果，咱们俩一起拥抱多好，我喜欢太阳，雨果的太阳。整个世界都是雨果的，太阳都是他的，整个地球都是雨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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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都如此离不开酒？我看了大量的资料，一般都指向一个原因，就是使鹿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消失，他们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没有了猎枪，就失去了原有的维生方式，也失去了在森林中放养驯鹿的安全，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彻底改变了，民族文化变成一种旅游文化的噱头和博物馆文化的陈列品。鄂温克族老人芭拉杰依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驯鹿角上的彩带》后记中，回忆自己所在氏族的源流。“二百多年前，我们的民族从勒拿河流域雅库特地区的鄂列涅克等地出发，带着自己的驯鹿，边打猎边前进，顺着勒纳河的流向，穿越东西伯利亚地区的山脉、河流与峡谷，到达黑龙江上游。后来我们渡过额尔古纳河，进入现在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开始狩猎生活。我属于柯他昆氏族，我们的传统驯鹿游牧地在贝尔茨河一带，称作贝茨特莱迁，另外还有矛迁、库然迁和阿尔巴吉迁。”1949年之后，芭拉杰依和她的民族经历过三次定居迁徙。不同于以往在森林中的游牧，这三次迁徙都越来越远离山林。1958年，鄂温克族人第一次定居于呼伦贝尔北部的奇乾乡。1965年，他们从奇乾乡迁至满归镇17公里，那里如今被称作“老敖乡”。2003年，因为政府的“大兴安岭天然林保护工程”，“生态移民”至现今根河市郊的“新敖乡”。关于他们这一支使鹿鄂温克族迁徙史的简短概括之下，却是复杂的、具体的每一个人生活的剧烈变化。在顾桃拍的纪录片《猂达罕》里，维佳说：“在老敖乡没搬迁之前，鄂温克人不咋喝酒。搬迁以后把枪也没收了，无所事事就整天喝酒，喝得非常厉害。头一个死的就是喝酒喝死的，已经死了八个了。他们内心痛苦，狩猎文化连枪都没了。”“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一切就面临着消亡。”他们其中有些人就这样喝着酒活着，要活着就只能醉着。虽然说“民族现象不是与生俱来，也就不会永世长存。”但是在文化的冲突中，一种文化在节节败退，失败者的痛苦难以轻易化解。失败者的痛苦，不仅仅是某个民族的痛苦，而是所有的失败者的痛苦。谁没有这种痛苦呢？就算是在平常的生活里，去和留，爱与恨，我们都会处在矛盾、交织、难解的混乱之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人就是这么一个被前因所束拥有不断生产问题的头脑的生物。人性本身的问题，永远交织着外在的社会现实处境的问题。
6顾桃拍的几部关于鄂温克族这几位人物为主的纪录片，获了不少奖，我在阿龙山镇随机的和一个小粮店的中年女老板聊天，发现她竟然看过所有顾桃的纪录片，这让我感到惊讶。其实许多研究使鹿鄂温克族的人几乎都从顾桃记录的影响中了解到他们过去的生活。他被很多人称道“怀着体察民族悲苦的慈心”，拍下那些动人心魄的影像，采录了一个民族文化消亡的悲歌，履行了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最朴实的职责……但据说也引起一些鄂温克族的不满，抱怨他影响了鄂温克人的形象。如何看待他人的伤痛呢？纪录片工作者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原罪”，但做和不做，都有关伦理。承受世人眼里的罪，也许不是仅仅是因为勇气，或者不是勇气，只是命运使然。生而有愧，我们意识到世界无处不是不平等的，不同的自然资源，不同的生理差异，不同基因条件，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不同的……我们无论处在何种角色，我们所获，他人必有所失，甚至因我之所失也会给他人带来伤害。
7不仅仅是一个人对某个人深怀歉意，而是每个人对所有人。不仅仅是对人类，还有一切动物和植物，所有物。也不仅仅是在每一处地方发生了伤害，而是在每一处，在这世界上每一寸空间。伤害不仅仅来自我们的手和嘴，还来自我们心中隐蔽的恶意。恶也不仅仅只是那些心中涌动的仇恨、歧视、贪婪、嫉妒、偏见……而是视一切与我相异相离的恶见。歉意也并非仅仅面向过去，还在此刻……将来，观察到自身恶在所有时空的存在，绵绵无尽，这意味着无限的不安宁的生存，但无歉意的生存，也并非是安宁的，而是处在不自知的不安。不知道“我”的真相之前，这些都不会消失。本文快写完之时，在片刻休息间翻看书法字帖，突见孙过庭草书《佛遗教经》，其中谈到“惭耻”，既有缘受教，也敬录如下。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惭如铁钩,能制人非法。是故比丘,常当惭耻,无得暂替。若离惭耻则失诸功德。有愧之人则有善法;若无愧者,与诸禽兽，无相异也。
2023年8月10-16日
后记 ：
我所写下的这些，并不是我在我拍摄《歉意》之前知道的，它们只是偶合。 那些历史和故事和我拍的东西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我在知道之前就拍完了。但是总感觉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关系。我并不是从那些调研中生产出作品，也不是把它们作为创作的材料和启发，我不是“研究”鄂温克，而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发现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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