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米歇尔·巴斯奎特《无题（三联作）》，亚克力、油画棒、木板，217.2×275.6cm，1985年，于2021年以2.89亿港元成交。
当下，艺术品尺幅大就够了？还要“多联作”、“组合作”为其添筹码才算耀眼。一笔钱买多件，收藏家们显然更愿为此埋单。但划算吗？一件作品中画作的数量是否决定价格？今天，时尚芭莎艺术带你了解。
01
以数量论价格？
2013年伦敦佳士得的高光一刻无疑属于弗朗西斯·培根。经过六分钟的竞投，其作《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就以1.42亿美元被美国亿万富豪伊莱恩·韦恩（elaine wynn）纳入囊中，成功打破艺术家成交纪录，并跻身拍卖史价格前十之列。
在此画中，培根以经典风格创作了三幅不同角度的卢西安·弗洛伊德坐姿，每幅都很完整，只欣赏其一似乎不会影响对整件作品的理解。且鲜有人知，这件作品曾分开出售，拍下最右侧画作的藏家通过20年的不断搜集、购买才令三幅画“团圆”。在感叹其中坎坷不易之余，这不由得令人发问：该作惊艳的价格是否来自作品的数量？
弗朗西斯·培根《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最右），布面油画，198×147.5cm×3，1969年
纵观市场，“多联作”常被宣传为“力作”、“经典”，以一笔钱购买数幅画也给予藏家“划算”的暗示。尤其如培根此幅经历过分售，再现拍场难免令竞投者产生“买一得三”的心理。此外，不少艺术家的多联作或组合作品也长踞成交榜首位，如黄宇兴所作七联作《七宝松图》、齐白石绘制的《山水十二条屏》。前者为艺术家拍卖纪录提升六倍、令其成为“最贵70后艺术家”；后者则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
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立轴，180×47cm×12，1925年，于2017年以9.31亿元人民币成交，成为全球最贵中国艺术品。
一定程度上，艺术品中的数量已“先声夺人”，其意味着创作者集数幅画的心血于一体，往往耗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另一方面，此体裁作品的价格也与尺幅相关，多件作品并置常拥有更大尺寸。社会学家奥拉夫·维尔苏斯（olav velthuis）便曾在《艺术品如何定价》中道出其研究结论：作品价格通常与尺寸成正比。而尺幅小，哪怕是艺术家代表性的多联作也难与同类大尺寸作品价格相媲美。
金焕基《05-iv-71#200 宇宙》，布面油画，254×127cm×2，1971年，于2019年以1.01亿港元成交，成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草间弥生《南瓜（三件作品）》，亚克力画布，53×45.5cm×3，2002年，于2018年以2050万港元成交。
草间弥生《南瓜（lpasg）》，亚克力画布，130.3×130.3cm，2013年，于2021年以6254万港元成交。
草间弥生所作《南瓜（三联作）》便具有艺术家标志性符号“波点南瓜”，其于2018年以2050万港元拍出，每幅“南瓜”的尺寸为53×45.5cm。但此价格却难以撼动另一件“大南瓜”：2021年，一幅130.3×130.3cm的《南瓜（lpasg）》以6254万港元成交，跃至草间弥生作品拍卖榜top 5之列。而在2022年5月，乔治·康多“人造写实主义”时期的十幅小油画组也亮相纽约，并拍至115.9万美元。虽成绩喜人，但却难和同期大尺幅如《修女与神父》的成交额相较。
乔治·康多《修女与神父》，布面油画，233×198cm，2007年，于2021年以2065万港元成交。
在此处，作品尺幅似乎又大于数量对价格的影响。但显然，艺术品的定价不可一概而论。除尺幅、数量外，一件作品还拥有更复杂的考量机制，就如体裁本身的艺术价值。
草间弥生《复述》，缝制填充布面雕塑、颜料、木头（共120件），每盒：38×25.6×15cm，完整作品：228×512×15cm，1998年，于2021年以1900.5万港元成交。
02
艺术价值更高？
仅谈形式，多联画已拥有久远的历史，其可追溯至一座教堂的灵魂中心——被信徒瞻仰的祭坛画。至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祭坛画的需求愈演愈烈，更为精湛壮观的作品因此现世。凡·艾克兄弟就曾花费数十年，共同创作出了史诗级多联画作品《根特祭坛画》。
凡·艾克兄弟《根特祭坛画》，木板油画，461×350cm，1415-1432年
由这时起，多联作已令作品拥有了场景的连贯性以引导观者欣赏。《根特祭坛画》就将神与人类分置上下多块面板中，画作有了空间感与时间性，面板间遂产生了对话。在几世纪后，安迪·沃霍尔也在其多联作创作中体现了这一点。
沃霍尔最著名的双联画作品要属创作于1962年的《玛丽莲·梦露》。在这一年，梦露自尽身亡，沃霍尔敏锐地捕捉到巨星的“商业价值”，即刻买下利来app官方下载的版权，开始创作。一件左侧鲜艳、右侧黑白的梦露双联作由此诞生，仿佛在记录一个鲜活生命的转瞬即逝。重复的创作手法又为画面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与寓意：这是一位被消费文化、大众媒体打造出来的绝世丽人。此外，重复多联作的氛围感也不容小觑，就如位于美国休斯敦郊外的那座“罗斯科教堂”中环绕的数幅深蓝单色画……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1962年
安迪·沃霍尔《six self portraits》，综合媒材、画布，56×56cm×6，1986年，于2018年以2262.1万英镑成交。
罗斯科教堂（rothko chapel）
单论多联作的艺术价值已是加分项，更何况如上文所谈，创作一幅多联作或组合作品是对艺术家精力的考验，所以该类作品往往存世量不高。比如，因培根在世时不自信时常毁画，其留存于世的三联作大约仅有30余幅。而赵无极一生所作多联作亦不逾50件。
弗朗西斯·培根《三张十字架底下的人物画》，布面油画，94×73.7cm×3，1944年
赵无极《23.09.76》（双联作），布面油画，50×84cm，1976年，为艺术家首件双联作，于2021年以685万港元成交。
再回答刚刚所问“《弗洛伊德肖像习作三联画》是否因数量而价高”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价高首先与作品的稀缺性息息相关，且艺术家实则将此体裁作品视为其代表作。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也曾对培根三联作的艺术价值给予赞誉。他称其作中的每幅画皆拥有“事实上共存的状态”，它们既互相隔绝，又组成一定的叙事感——由此可见，其可单看，也可合卖，互不影响。综合如上种种，价格高是理所应当。
弗朗西斯·培根《启发自艾斯奇勒斯「奥瑞斯提亚」之三联作》，布面油画，198×147.5cm×3，1981年，于2020年以8455万美元成交，为培根作品价格top3。
03
多=好？
事实上，一位艺术家选择创作多联作或组合作品时常处于阶段巅峰时期，因对小尺幅已得心应手，才选择征服更大疆域。这一点，市场亦给出积极反馈。譬如“中国当代第一人”曾梵志的成交价前十中就有两幅“协和医院”系列作品，皆标志着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最为成熟的表现形式。
曾梵志《协和三联画之三》，布面油画，150×115cm×3，1992年，于2022年以4845万港元成交。
而张恩利所作《少女》则在前不久刚刚跃至其拍卖价格第二的位置，即便艺术家尖端作品几乎清一色出自“城市人物肖像”系列，但并不妨碍这件三联作巨制以400万港元之差远超同时期大幅绘画。
张恩利《少女》，布面油画，147.5×107cm×3，1999年，于2022年以1005万港元成交。
周春芽《红石图（三联）》，布面油画，150×120cm×3，1994年，于2021年以3933万元人民币成交，属“红石”系列，为艺术家成交价top 6。
然而，对于艺术家非巅峰时期的创作而言，“多”就未见得是“最好”。拍场“常青树”格哈德·里希特在1968年所作“光影画”系列七联屏《柱列》于2021年上拍，为拍卖史上尺幅最大的艺术家作品。即便其以8050万元人民币成交，却难以撼动里希特于1986年绘制的刮板抽象画的纪录。当然，艺术家的职业生涯与市场之路往往并不同步——所谓的“巅峰时期”不仅仅由艺术家与观者来划定，市场亦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从蛛丝马迹中也可窥探规律一二。
格哈德·里希特《抽象画》，布面油画，300.5×250.5cm，1986年，于2015年以3038.9万英镑成交，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那么，除培根以该体裁为代表作外，多联作或组合作品是否更加划算？答案是肯定。2020年，刘小东绘制的《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易手，以8050万元人民币被重要中国私人美术馆收藏，同时创下个人最贵作品纪录。此价格虽贵，但作品中却包含着18件200×100cm的人物肖像，平均算下来每幅“仅要”约447万元人民币。而翻阅艺术家拍卖纪录，你会知道其一件单幅人物肖像就能拍至这件的十倍……
刘小东《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布面油画，200×100cm×18，2004年，于2020年以8050万元人民币成交，为艺术家最贵作品。
刘小东《战地写生——新十八罗汉像》其二，布面油画，200×100cm，2004年
刘小东《电脑领袖》，布面油画，230×180cm，1996年，于2019年以4600万元人民币成交。
由此，多联作的价格需经多方面考察，创作时间、作品题材、尺幅大小皆在范围内。但若佐以巅峰时期和尺幅巨大便基本已是王炸选项，市场少之又少，毕竟该体裁的历史性与艺术价值也在为其加持。于买家而言，组合作品大多比单件更为划算，即便体现在视觉上——挂在自家墙上，够大气、震撼，又显眼，绝对极为拿得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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